左衡以《“电影城主”的文化作用》为题介绍说,“中国电影走过了百余年的长路,现存最早的国片都有101年的年纪了,那些沧桑斑驳的胶片既需要安排好收存保藏其身躯的地方,也需要寻找到沉思升华其灵魂的空间。于前者,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北京、西安两库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于后者,中国电影人刚刚起步。仿佛一场因缘,电影以这样一种形式来到苏州,江南分馆时空节点的选择与主持其事的文化管理者与参与其中的电影人士,一点不亚于古人在建设经营一处园林时候的用心用情。”这一点,和香港七十年代末期影坛颇为类似。彼时,刘家良从张彻班底出走,执导出《少林三十六房》;洪金宝从黄枫手下的武指升任导演,拍出了《杂家小子》。袁和平以《蛇形刁手》扬名影坛,成龙因《师弟出马》声名鹊起,但两人之前都是给别人做替身的龙虎武师。这“四大家班”后来成为了八十年代香港影坛的半壁江山,炮制出一大批经典动作片。